苏州大学文学院
△封面拍照者来自苏州大学17级思政专业王祎鹏学弟
说到苏州大学的中文系，诚然，我确实不能像汪老先生一样在开篇第一句就写道“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毕竟苏州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确实都是苏大的。但是仔细一思忖，苏大的中文系与联大的中文系倒是有一点相似，是从上到下也都受到了那种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的潜在影响。
一般提到了“率性自然”，我们的第一反应总是顾迁。顾迁纵然也是肉胎凡身的生在尘世，但是身上却自有一种闲云野鹤的气质，弹得一手好古琴，小提琴和中提琴也拿得出手，作为古代文学的讲师，却会在上课的时候给我们讲古典乐，听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给我们说老柴是俄罗斯的精神，和我们聊帕格尼尼是不是纯粹地为了炫技，也会给我们说一说四大小提琴协奏曲是哪四首。若是讲文学，除了文本，就主要给我们讲古人的集评，然后让我们回去自己翻翻教材，说教材只是一个药引子，要求我们一定要自己学会找到好书。
顾迁讲授先秦文学，独独会花大半个学期给我们讲《离骚》，是一字一句引经据典地分析。讲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的时候，为了给我们解释“摄提格”，会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在黑板上画一幅完整的上古时期的岁星纪年图，一个圆圈套着一个圆圈，又夹杂着各种蚂蚁一样的生僻字，我们抄着抄着就开始晕头转向。就连期中作业，也是打着格子用繁体老老实实地抄一遍《离骚》全文，有的同学认真，攥着毛笔工工整整地誊抄了十几页A4纸大小的小楷。我的毛笔字不好，就还是用了钢笔，写着我自己的行书。抄到“郁”的繁体字“鬱”的时候，如此复杂，倒是吓得我把室友小北京拽过来给她看。现在想来，知识忘了大半，反而记得顾迁给我们说女孩子多读一读楚辞是很好的，楚辞也是诗——“里面这些都是些南方楚地特有的植物。‘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江离’啊‘辟芷’啊‘秋兰’啊，都是些香草，多认识认识这些草类挺好。”我们就坐在底下捂着嘴笑。
△顾迁讲述《离骚》时的板书
顾迁的率性自然是山间隐士式的自得其乐，但是杨旭辉的率性自然便不同于他，带了些许人间烟火的味道。我曾私下给小北京说过，若说顾迁是谪仙人一般，那旭辉给人的感觉便是踏踏实实地踩在了这红尘俗世之中了。顾迁风淡云轻，旭辉便是刚直不阿，如此一介之士，自然备受打压。我本以为大学真是所象牙塔，后来和小北京聊起旭辉来便会愤愤不平，然后扼腕叹息，说如此才华横溢的导师连研究生都没办法带，总是能让人对学院里党争究竟有多灰暗略窥一斑。小北京有次告诉我复旦其实想挖了旭辉去，但是旭辉却拒绝了。我瞪着眼问为啥拒绝，恨不得立马推着旭辉就上动车。小北京说旭辉研究的方向是明清，留在这一方吴地终究还是适合的，我便默然了。在文章初稿堪堪写就的时候，小北京看了一遍，告诉我她其实一直都记得旭辉在讲台上指点江山的模样，说每所大学都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职责。“我永远都会记得旭辉那个时候的模样。”小北京说。
还记得旭辉说过，他喜欢带聪明的学生，诚然，他自己就是极聪明的。在旭辉的课上的笔记总是寥寥几笔，总是会担心因为多写了几个字的功夫而错过他的下一句话。例如讲杜诗，旭辉便可以从钱谦益、仇兆鳌、浦起龙、杨伦讲起，把每一个版本的杜诗注本的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地讲给我们听，令人折服于他的才学之深。但是现在若说起旭辉，我第一反应却是旭辉讲到杜甫《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一句的白描手法时说：“这一句诗里，‘牵’、‘顿’、‘拦’、‘哭’，这四个字就是普普通通的动词，但是排到一起——你们想想，一个妻子见丈夫要去参军，可不就是牵着他的衣服、跺着脚、拦在他面前哭，不让他走么？”说着，自己还会真的在讲台上跺几脚，在我眼里实在是可爱了。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有幸得到了旭辉的指导，梦想成了真，我却反而天天唉声叹气，拉着小北京说这下可完了，旭辉终于要知道我有多么才疏学浅了。小北京便笑我，说大部分学生可不都是才疏学浅的么。
作为学生，自然也是要完成作业的了，中文系也是如此。只不过理工科同学们的作业大部分都去写了那实验报告，而我们却是对着书本写论文罢了。古代文学相关课程的作业大部分自然也是论文，但是总有些作业是有了“专业特色”的，好比顾迁让我们誊抄过《离骚》，很多教授的选修课也是抄书，却是正儿八经的“抄书”了。《诗经》的选修课是让大家抄一本《诗经》，清词的选修课是让大家抄一本清词，戏曲的选修课是让大家抄一本《牡丹亭》或者《长生殿》。抄书也是有要求的，定是要线装竖线排的宣纸本，这样纵然是中性笔写上去也能带一些软笔书法的感觉。若是用小楷抄书，字是一定要有笔锋的，横要平竖要直，撇有尖捺有脚，上下还要对齐，这样抄出来的书才好看。临毕业的时候，我去办公室交材料恰巧看到了老师桌子上堆了一沓本子，实在是按捺不住便随手翻了前两本，虽然说没有到惊为天人的程度，但我大抵也是明白我写的字是有多糟糕了。记得某个学期的期末，听闻一同学同时选修了《诗经》、清词和戏曲三门选修课，我们整个宿舍一边偷笑一边对那位同学的右手致以了崇高的敬意。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作业是写赋，写一篇汉朝时期的京都赋。最初听闻了这个作业的时候我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回去讲与小北京，哭丧着脸说我哪来的才蕴，还能去写赋。小北京却亮着眼睛给我讲，当时她做这个作业的时候，写的是《帝都赋》，而小福建写的是《闽都赋》，都是千八百字。后来我便开始抓耳挠腮，翻阅了许多汉赋名家的作品，好歹是写出了一篇七百多字的《沙都赋》。现在文章早已不知被丢到哪里，我却能记着我自己写出的几句话，写沙尘暴是“间或砂砾腾跃而起荡，天色萎暗而昏迷”，写莫高窟是“披日月之灵气，享千佛之光辉；实功德之攸馆,非吾人之所宁”，用以对比写的江南就是“潮气自地而发，雾麓从天而降；致使百草阴敝，万物蒙湿”。
还有一次的期中作业，是要我们自己去苏州随便一个园林，拍一些照片，配点儿文字和音乐，做一个短视频。我自然是不会做视频，都托与了外校的同学，只自己拍了些照片填了首词。我自己的这首词写得好的仅仅只有首句——“长空去雁，叱咤流光、风水鱼龙地。”但是老师似乎对我的词还颇为满意，在视频要求十分钟而我的视频将将两分半的情况下，给了我一个很高的成绩（我当时选择了明嘉靖年间始建的艺圃，藏在曲折离奇的民间小巷中。其实苏州的园林大都隐没于市井里，我和小南京在苏州城的小巷中闲逛的时候，总是能偶遇不少惊喜）。
△在留园和艺圃中稍作纠结之后，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艺圃
布置这个视频作业的是我们美学课的教授王耘。他的美学课，是我整个大学期间少有的几门“都舍不得玩手机”的课。文学在他的课上其实是很少讲到，我记得都是些玄学，比如将垃圾放在门口会积聚煞气，所以我们宿舍从此以后都宁可多跑几趟把垃圾丢下楼了。风水自然是有趣，我们听的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王耘会给我们说以后买房子的时候不要选两个立交桥相交的地方——那儿风水是最差的了；想转运可以在玄关处养六十四条金鱼，一定要是六十四才行，数量必须精准；墓地要挑那种有山有水的地方，才叫做风水宝地；如果觉得自己近期运势不佳，俗称“倒霉”，可以在房门背后悬一八卦镜——但是镜子又要慎重，因为是带了灵气的……诸如此类，我们坐在底下听得几近着迷。风水其实不算甚么，后来学到八卦的时候——我已然忘记了我们学的是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只记得那几天所有同学嘴里都念念有词：“一数坎兮二数坤，三震四巽数中分，五寄中宫六乾是，七兑八艮九离门”。其实念叨的都是各个卦阵，坤卦啊坎卦啊等等，坤卦的阳气最盛，坎卦却是流失最重。后来我有一关系颇为亲近的朋友，为某些事情算了六爻，真的与事情的发展相对应上了，使得我拉着小北京大为惊叹。
王耘讲的这些在外人看来也许都是“乱七八糟”的风水玄学，我却都一一当做笔记记在了我的美学课本上，以至于毕业的时候，别的教科书该扔则扔，美学课本便被我装回了家去了。
笔记自然是不能不记的，尤其是汤哲声教授的现当代文学。阿汤哥（我们私下里都是这么称呼）的个儿很高，高到不像是个南方人，整个人很有威严，近退休的年龄看着却依然虎虎生风。大一我还在外院的时候，就修了他的现当代小说的新生研讨课，为我后来还算条通理顺的现当代文学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相比之下我的外国文学犹如乱麻，文艺理论则是一片混沌）。阿汤哥是吴地的人，我现在记得他讲到某篇文章的时候，给我们说，当时啊，妓女都会说一口吴语，吴语几乎成了娼妓业的“官话”——因为苏州的妓女是一等的好，其次是扬州地区，三流的才轮得到津京。我们把这都做了笔记认真地记在本子上了。后来在苏州生活了小几年，又回头想阿汤哥的那段话，断然是没有错了。这里的粉雕玉琢都是风花雪月养成的，吴侬软语又衬着一双天生多情的眉眼，哪个男人能抵挡得住哟。
阿汤哥的现当代文学讲得非常脉络清晰，小北京曾给我说过她没选到过阿汤哥的课，基本现在对现当代文学还是一无所知。我说，我现在对文艺理论不也一样么？然后我俩便一起指着对方大笑出声。这话是真的，我对文艺理论的所有印象，只记得一次期中考试，老师让大家评析几首诗“是不是文学”。其中的一首诗整个班级只有我一个人答了“不是文学”，因为我认为它是“意象的堆砌”。老师在课上讲到考试的时候，带着笑说其实那首诗写得非常老成，自然是很好的诗了——然而我的成绩还是上了九十，因为老师后来又说了应当要有属于自己的看法，这是好事。
苏大中文系的老师大抵还是鼓励大家创作的。给我们带了一学期现代小说选修课的房伟老师也说，多多创作。导致有一次我脸都没洗，刚睡醒就蓬头垢面地坐在床上编排我的小说情节的时候，小福建瞧见了，笑我说“大抵像你这样的就是房伟老师说的那类适合创作的人了”。可不是么？旭辉就直直白白地给我们说，中文系是在培养研究者而不是培养作家——这句话就在胡扯，你自己连诗词格律都闹不明白，如何看得出古人的诗词是好是坏？古代文学的老师定是要会作诗填词的，他们之间还会相互应和。还记得在微博见过——应当是学姐——她说看见了顾迁前两年在新春的时候，发朋友圈写了一句“不觉江南几度春，明日新年”，纳闷了许久，才发现原来是和了另一位薛玉坤老师的“可奈须臾人即老，明日新年”。实在是有趣至极。
除了学习，中文系的老师们还总是爱催着大家谈恋爱。“不累积累积经验，以后婚姻容易破裂的。”——顾迁总是这么吓唬我们。讲文学理论的张春晓小姐姐也会借着“爱就是最好的教育”让我们抓紧体验。教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珊珊会用古诗十九首告诫我们尽量避免异地恋，“这不是，‘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么，你们找个海南大学的，多远啊。”我们就坐在下面笑。我偷偷给小北京说，我们倒是也想谈谈恋爱，问题是，文学院能有几个男孩子呢？老师们的感情生活在我们眼里也大抵是神仙了，顾迁总是一脸无奈地给我们说他的太太又拿了他的书法纸去包了他养的孔雀的排泄物；陈国安老师说家里的马总是吵得他太太睡不着；旭辉说他的太太痛风的时候洗脸梳头这些事便都是由了他来做；旺旺（一位古代汉语的教授）会八次十次地说起他夫人从结婚前就要给他织毛衣——结果到如今连一条袖子也没见着。
临毕业的时候，我拉着小北京说真好啊，真好，幸好我转专业过来了，来了中文系。在下笔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又回头认真地拜读了一次汪曾祺先生的《西南联大的中文系》。还记得很早以前我初次读完这篇文章时的激动，虽然汪老先生字里行间写的是西南联大的中文系，但是我看见的却仿佛都是苏州大学中文系的影子。多亏了远在北京的苏欣悦同志的殷勤催促，我终于方才有了下笔的决心。汪曾祺先生在文章中，对于联大教授的称呼一律用的是先生，我却“不敬”了一回，用的都是我自己私下对老师的称呼，想以此来彰示我的怀念之情（同学们之间对于老师们的称呼也是颇为有趣，顾迁是“男神”、旭辉是“旭辉大大”、陈国安是“安子”、江学旺是“旺旺”、王耘是“王耘爸爸”、阿汤哥是“阿汤哥”、另一位也是讲授现代文学的刘祥安教授是“祥安欧巴”，每每想来总是让人忍俊不禁）。
尤记得一位教授在讲台上说过“学中文，来苏州这种地方，你们还真是来对了。这里就应当适合读书。”现在想来，这话倒是一点儿也没错了。唐寅有句诗也是很贴切，“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梅花月满天。”诚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