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制作：孟新龙
叫卖
文/若木（山东）
傍晚时分，下班的人群出现了，正如上班时行色匆匆地从家里涌出奔向各自的岗位，现在，又行色匆匆地从各自的岗位奔向自己的家……原本平静的马路顿时喧嚣起来，东西南北条条道路迅速被汽车、电动车、自行车以及步行的人塞满，道路开始不畅，几乎与此同时叫卖声开始了……
先是路边的固定摊点：“大包子——粘苞子——活珠子——渣①！”“大包子——粘苞米——活珠子——渣！”这分明是一个饱经风霜、颇有阅历的中年妇女的声音，叫卖声响亮、沉着，不卑不亢透着底气，就像一个自以为有成就的画家，在大街上兜售自己的作品——就这么个水平，就这么个价钱，爱买不买。其中的“大包子”“粘苞米”“活珠子”都带着花腔，透着女性的柔和，唯有“渣”一词，却极像陕北汉子高唱民歌，是那么地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初听时，甚至能让你一颤，刹那间忘记她在喊什么了；习惯后，这喊声，却很容易使人想起当地一个很著名的曲艺节目——“三句半”。当然，现在的叫卖省事多了，根本不用像以往一遍一遍声嘶力竭地吆喝了，而是用上了“高科技产品”——电喇叭，预先将音录好，需要时打开开关重复播放就行了，因而现在的吆喝声，也自然不像以往那么亲切、顺和、生动了，而让人明显感觉到生硬、单调、空洞——只要电量充足，吆喝声就会源源不断：“大包子——粘苞米——活珠子——渣！”甚至你已走出了很远，那叫卖声依然追过来，像是非得让你尝尝她的“渣”。
“渣”的余响还在耳畔缭绕的时候，另一个电喇叭传来一个男人的粗犷的叫卖：“猪头肉！牛下货……狗肉！”（第二句是牛下货还是驴下货，因为喇叭音质不好根本听不清，有路人说哪有那么些驴杀，那就姑且算牛吧，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多的牛杀）。“猪头肉！牛下货……狗肉！”“猪头肉！牛下货……狗肉！”这是一个流动摊点，一个浑身油污的汉子，看不清年龄，骑着一个破旧、油渍斑斑的电动车，表情像煮熟了的猪脸似的僵硬着，张着嘴，既像笑又像哭，却一言不发，随着车子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那叫卖声也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但他的声音比起“渣”来，要舒缓多了，多了几分从容，甚至有点优哉游哉不以为然的样子，有时你会忽然疑心他不是在做买卖，而是单纯地走街串巷吆喝着玩。在他的吆喝声中，最有特色的是“狗肉”那句，语气坚定有力且透着分量，似乎强调那狗肉是真狗肉，是好狗肉，谁不吃谁就会吃亏,相比之下，“猪头肉”“牛下货”就含糊了，不那么强调了。其实真正懂行的人都知道，那猪头肉一般假不了，而所谓的牛下货、狗肉就很难说了。由于几乎天天看到他、听到他，我怀疑他的买卖不太好，东西根本卖不出去，但看到他那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又觉得不像，因为如果买卖真的不好，他也不会老是这么吆喝下去的。当然，不管他怎样吆喝，咱是一定不会买的。
正当你思绪不定之时，突然，一名女高音杀了出来，自然也是喇叭，并且是高音喇叭，很简单，就三个字：“烤——地——瓜”“烤——地——瓜——” “烤——地——瓜——”声音相当高亢，甚至可以说是兴奋，句句透露着不含糊、不解释、不商量的口吻。说实话，谁听到这样的叫卖声谁都得激动，有时你都会觉得天上的云彩也被她的“烤——地——瓜”烤走了许多。凡事都会习惯，时间久了，你会觉得她并不是在卖烤地瓜，而是在喊她走失好多天的孩子，她那发自肺腑、略带哭腔的叫卖声，谁听了谁都会心焦。
比起这几家，其他的叫卖声就逊色多了。
下货店
相对于吆喝着叫卖，专营店就显得气派得多了，买卖似乎也大得多了。
街角的拐角处，冲着路口，有一个铁皮小屋，大约长两米半、宽一米半、高两米，没有名称也没有标识，但因为那个地方先前就有一个卖猪下货的摊点，所以，即使建上了铁屋，什么也不用解释，人们也都知道那无非就是一个下货店——正像乡下人挣了钱，翻修了自己的房子，谁家还是谁家——只不过，比以前档次高了，无论刮风、下雨、下雪、毒日头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
卖肉老板是一个中年汉子，一天到晚蜘蛛似的雄踞其中，手扶肉案,“四只眼睛”恶狠狠地审视着南来北往的行人，那态势，就像恨不得逮住行人来买他的上好的下货。说他“四只眼睛”，夸张而已，不过也别说，他的两道眉毛较短、浓密，并且漆一般地黑，黑得和周边的部件都不协调了，无论是谁乍看到，都会误认为那就是眼睛；他的牙齿也很特别，尤其是两颗门牙，白而且长，像秋天成熟的葫芦籽儿，考虑到他的职业，容易让人以为那是长期地啃卖剩的骨头造成的；他的脸呈暗红色，和他卖的猪肚极为相似，皱褶自然少不了，当然也有不少平滑的地方，加上他平日喜欢穿不太合身的长衫，他的形象，极易让人想起雷人抗日电视剧里的人物。
是的，卖肉老板也并不总是坚守岗位的，正如蜘蛛也并不总是蹲坐在网的中央的，有时可能因为小屋过于狭小、憋屈，或者因为没有买卖比较清闲，老板就到对面的楼下阴凉处蹲下，点上一支烟，思考人生一般沉思、休息，但他的沉思、休息永远不会是深度的，他的眼睛一刻也不会离开他的肉案，像一名经验丰富的士兵，即使在两次战斗之间的休息间隙，也时刻警惕着敌人的进攻，一旦有人靠近他的肉案，他会再一次奋不顾身地冲上去，解决战斗。可现在，战场极为平静，用他自己的话说，还不到时候，他有充足的时间和理由，享受眼前的清闲。这时，他的表情总的看起来是平静的、坦然的，也具有着所有卖下货者的世故和祥和。不过，无论怎样平静、坦然、祥和，总抹不去挂在眼角的那一丝焦虑，即今天买卖会怎样？能否尽快把货卖完？等等，好在老板久经沙场，锻炼出了足够的耐心，他知道，除了逢年过节，他的东西再好，也不可能一下子卖完的，凡事得有耐心，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肉案上，再数就是那几样东西：一个剔骨猪头、一挂肝、一挂肺、一个猪心、一个口条、一个肚、一副大肠、四只猪蹄，加上昨天卖剩下的杂碎，也满满当当的一铁盒子。铁盒子的上面罩着一块永远洗不干净的白布，铁盒的旁边放着电子秤，电子秤的旁边放着切肉的刀，一打红色塑料袋系在靠窗的柱子上，风一吹呼啦呼啦地飘扬，像老年间酒店的酒幌子。
说实话，老板的为人还是很敬业的，虽然说平时不熟的人他不肯轻易地打招呼，但是，一旦谁和他说话，或者有买他东西的意向，那么不管熟不熟，来的都是客，他会立马拿出十三分的热情迎接你，态度甚是谦恭：“过来了，哥？”——即使你未必比他大——“想吃点什么？刚出锅，还烫手。”我有时想，他平日对他的老父亲能有一半这样的恭顺，他也一定是大孝子了；如果他当时蹲在墙角，而发现你靠近了他的“蛛网”，他会几乎是跳起来，用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速度，奔进“网”的中心，开始他的营生——像是压着自己的声音，讨好似的说，“大妹妹，这回吃点什么？”其实他和你都知道，你是初次来这里，但你和他也都心照不宣：“我想买个猪蹄。”“有，有，前蹄，还是后蹄？吃这东西美容……”“哎呀，这个骨头太大了！”“那么，这个怎么样？”“这个呢？”又一个人过来了：“有猪肚，老板？”“有，有，”老板一声不罢一声，“有，看看，干干净净，一点儿脂儿都没有。”事实上，现在的猪在栏时间都很短，不到百八十斤就出栏宰杀了，本来就没有什么脂肪，但他必须强调，在他的热情下，你都不好意思不选一样、不买一点，即使明明不太满意，也只好作罢。
至于价钱，你不问，他也绝不说，像是彼此都很清楚似的，拿起你要的东西直接上秤——毕竟是县城，比乡下要文明，老板总是一手套塑料袋（很多时候也是为了避免手上沾上油，不好洗），一手持刀，加加减减（一般说来，他总是加上好一点的，而减下次一点的，我疑心这是他的营销心理），然后，在报价的同时，将称好的东西放进塑料袋交给你，接着就专等你付钱了。如果你非要问：“肚，多少钱一斤？”他似乎早准备好了，几乎脱口而出：“还那个价，三十八，”再加上句，“不能多要你的，都熟人。”“人家都三十六”“那是什么东西？冻货、陈货，说实话，要紧别吃！”尽管眼前没有同行，他还是向四周看了看，压低了声音说。只要收完钱，你所应享受的服务就全部结束了，要是没有别的顾客，他还会四眼含笑轻声细语地送上句：“走？再来啊！”要是发现还有别的顾客，那他的注意力立马就转移了，好像你早走了，只背对着你，职业地喊上一句“再来啊”，脸早朝向新来的客人，满面春风起来：“吃点什么？看，这肉多好！”“吃个好肉吧，真香！”“斤半，二十五块五，给我二十五就行了。”“下次再来啊！慢走啊。”那腔调分明透着买卖成功了的喜悦。
如果你认为，卖肉者的生活是单调、乏味，像他那种人根本不会有什么社交的话，那你肯定错了，正如俗语所说“秦桧也有三个好朋友”一样，卖肉者并不孤单。
一个闲汉敞着怀，邋邋遢遢地过来了：“老李，几时到咱家坐坐，女婿送了一瓶好酒！”这时，我们才知道卖肉老板姓李。老李明知饭局已定，但照例要推辞，用他自己的话说，必须“谦辞”“谦辞”，免得让人少看：“坐什么，大热天的。”若是在冬天就改为：“坐什么，大冷天的。”若是春秋就更好应付了：“坐什么，都挺忙的。”邀请者是不会轻易退步的，因为他欠老李一个人情，不能老拖着不还：“热什么！咱有风扇恁！我已和黄八棍儿说了，他反复说四眼儿（我们又得知了老李的外号）去他就去，四眼儿不去他高低不去。”闲汉祭起了黄八棍儿这杆旗，谁都知道四眼儿和黄八棍儿是当今世界上最铁的一对儿，最能耍得来，“不行，咱再叫上母狗子？也好长时间没和他坐了，让他陪陪你。”其实，他和“母狗子”刚打完电话说好了，请他“坐坐”。“爱叫谁叫谁，我没空。”老李还是谦辞。“他是怕你老鳖没有肴？四眼儿去你家得带下货，赔本！”另一个闲汉插上一句，“肴么，现成——炸花生、腌黄瓜、咸鲅鱼……净下酒菜。”当然，被称作老鳖的人也知道老李是肯定不会空手去的，没有好肉，刀头刀腚杂碎肉是必不可少的，这是老例。“要不，把鳖炖了，那个下酒更强。”另一个闲汉继续打趣，老鳖不再理会，命令似的扔下句“早去啊，你不去不开席”，然后边拨打电话边匆匆走开了。
晚饭有着落了，老李的心中似乎升起了一种希望，待人更热情了。
看客
在中国，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事情发生，就永远不会缺乏看客。打牌人的周围，照例聚集着一群人，只见每个持牌人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或两个观战的，选择空挡，伸长了脖子，向里面看，那样子极像天空中飞行的大雁。
对一般的看客而言，他们不会像亲自搏杀者那般全神贯注，有时甚至还怀着隔岸观火的心态，对牌局的情况漠不关心，只是看看热闹而已，而真正的看客却不然，而是同样地投入，同样地注视着牌局的变化、起伏，其紧张程度绝不亚于亲自“操刀者”。个别的，还会忍不住插上一句、两句，指点别人出牌。当然，要指点别人，自己必须是“高手”，就是说，“够级”水平必须要高于下场者，或最起码两人水平相当，要不就是关系比较好，否则，说了也白说，没有人会理会，而白白地自讨没趣。

说来也怪，“职业看客”也要数那么几个人，一个幼儿园退休的女老师老江，一天到晚咧着嘴，老是在说，即使是和你说话，你往往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我有时疑心，她自己也未必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很像幼儿园里的孩子，耐性不好，专注度不够，看不一会儿，就找人说话去了；另外，是有着一对龙凤胎孩子的夫妻，孩子可能不在身边，两人比较清闲，女的通常套着一件紧身无袖短衫，一条像是被狗撕咬后剩下的热裤，描着眼影，嘴、手指甲、脚指甲都涂成紫红色，见人就“哥”“姐”地亲热着乱叫，好像她和所有人都“平辈”，而且她又最小,据说是做“承包”生意的，究竟承包什么没有人知道，也不好乱说；男的相比要老实多了，可能因为不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所以很少说话，模样还算周正，白净面皮，体态微胖，像是宅男，更像古典绣像小说里的小官吏，从没见到他工作过，也不知道他能干什么，但却总有饭吃。
看客中最“著名”的，就数红星棉纺厂被称作“丝瓜秧子”的两口子了。老婆还算本分，由于身体原因，早早地从厂子退了下来；“秧子”呢，由于“出道”（参加工作）较早，加之厚脸皮，曾被所在工厂内聘为小官，据说年龄大了，不可能晋升了，“在厂不起好作用”，被现在的工厂领导厌烦，说服他“还享受原待遇”，被“辞了职”，现在只能在厂和家之间鬼混。“秧子”虽非教师，却不知什么原因，也曾在这个小区居住，因为“只有一个闺女不用攒钱”，所以又跟风买了一套新房，虽搬走一年多了，但是融不进新小区，要娱乐还得跑回来。不过，人们不太待见他，他也不是好看客——不知是当过小官养成的坏习惯，还是为了掩饰被辞职后内心的空虚，“秧子”的动静最大，总是与周边氛围不相称地大声嚷着，指挥着，无端地干笑，使得人们老远就知道他的存在，也老远开始厌烦。

要说好看客，那就是“精诚便民店”两口子了。女老板叫李（或刘）桂花（未必九月出生，我想）。尽管有牌局她也看，但在严格意义上，她还算不上看客，因为她看的内容与别人不一样，她不大看牌，只看谁没有水了好卖瓶水给他，谁没有烟了好卖盒烟给他。白天，即使围观，别人笑时她也跟着笑，但她只是附和而已，眼睛也从不离开她的商店，像是店里有她熟睡的婴儿，尽管她最小的“婴儿”也早高中毕业了；晚上，就更好说了，永远手持一个电蚊拍，噼噼啪啪地打蚊子，保护着自己也像是保护打牌的人。桂花的男人，即男老板，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小货车司机，为人木木呆呆，就是人们常说的“闷”的那种，现在商店都不用自己供货了，所以他白天的任务就是“跑跑出租”，晚上没事就出来看打牌，司机的“看风”的确很好，从来不说一个字，无声无息地像只受过惊吓、时刻准备逃跑的猫，看够了就搬个马扎坐在店门口看店，或看着女老板打蚊子，最近可能是生了蛇盘疮，只见衣服向上翻卷着，腰的周围涂满了黑黑的药膏，无论是人还是蚊子都不敢近前。有人劝他把衣服脱了，他只应了句“不习惯”，再劝就不吱声了，瞪着两只金鱼似的小眼，看着别的方向了。
当然，看客也不总是看客，当下场者中，有人要撒尿或有事被老婆叫走，立马会有人增补上去，就像单位上某官位空缺了，不必过夜就有了人选；也有的看客看久了，不耐烦了，不等他们有尿或老婆叫，就把他们赶下台，自己取而代之，恰似某些小国的政变。而被取代的往往是“大落” 或“落二”们，他们几乎每局垫底，也乐得让权，所以，当你看到开始是那几个人在交战，转眼间又换成了这几个人，也一点不用奇怪。
说到底，看客也是打牌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者早就有机地融为一体了。
【注】①渣，方言，加了豆面、菜类等做成的稠粥。
完
【作者简介】崔治先，又名智先，笔名若木，别署三好斋主人，山东省莱西市人，中学高级教师。爱好文学、书法，经年不辍，尤好诗歌欣赏、创作，一九八四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散见于《当代》《北极光》《大西北诗人》《暮雪诗刊》《奉天诗刊》《西安商报》《华夏诗歌新天地》《文学少年》《文学百花园》《齐鲁文学》《当代诗歌地理》《山东诗歌》等报刊，并有作品收录于《中国当代诗歌大辞典》《中国当代诗人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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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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