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信行必果
Cormorant fishing at sunset, by Patryk Wojciechowicz for Fireart Studio
作者 / 大黄（本文为读者来稿）
听到耿哥代表中国人对美国说出这么硬气的话，我先是脊梁骨一硬，深感中国人从此硬起来了。然后就感觉有点不对。仔细一想，从未在中国古籍里读过「言必行，行必果」这个说法，中国人是从何时开始讲求这个原则的呢？后来想想，大概是媒体记者中华文化素养太差，把发言人说的「言必信、行必果」中的「信」记成了「行」吧。
那么，「中国人」真的「一向」讲求「言必行，行必果」吗？在我开始学习中国哲学之前，我确实也是这样想的。毕竟，这句话听起来就像儿时印刷粗糙的启蒙读物或者街头画风惊人的传统文化宣传画上会讲的话。比如：
于是有一天，我真的翻开《论语》《孟子》这些我们装帧得十分精美摆在书店里、显示我们还是中国人的书籍时，我才读到了一些当时很难理解的段落。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论语·子路》
子贡问孔子：怎么样才能算是一个「士」呢？在春秋时代，「士」还不像后代是泛指一切知识分子，也可以指贵族中低于大夫的阶层。因此孔子从他们的职业使命和社会地位，描绘了最高的和次高水平的士。当子贡又问「那比这更差的呢？」孔子便说，这类人呢，说过的事就肯定将它实现，想做的事就非要做成，这是一副小人的样子。至于比这更差的，孔子只能「噫」了。
那么，孔子是说我们不需要讲信用吗？
Confucius by Patrick, Dribbble
其实，在儒家经典中有大量对「信」这一品德的赞扬，例如我们熟悉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但我们应该明确「信」的含义。我们之所以把讲信用视为一种美德，很大的原因是我们所谈论的是人和人之间互相承诺之后是否守信的问题。如果我和你说好了晚上八点一起办一场活动，八点钟到了你却没来，我和其他参加活动的人就要花时间等你。我们可能还花钱租了场地，花精力策划了活动，却因为你不守信而白白浪费。最重要的是，如果大家都习惯这样，我们就办不成任何活动，因为每个人都不敢相信别人的承诺，承诺会到场的人很可能不来，承诺会提供场地的单位也许突然不想提供，那社会就无法合作完成任何互助共赢的事业。因此，不遵守对他人所作出的正式承诺，轻则浪费社会成本，重则深刻地破坏一切社会合作的根基。
不过，即使是已经答应他人的事情，如果事后发现这样做不符合我更重视的伦理价值，也完全可能以不履行承诺的代价来避免更大的恶，例如柏拉图很爱用的，「如果朋友精神不正常，你还把他的武器还给他吗？」的例子。
至于「言必信」中的言，指的不仅是对他人的承诺，也包括自己说过的任何话（莽撞的气话、吹牛的大话、违心的假话也属于「言」）。总之，只要我说过我要做，我就会做。这里要指出的是，发言人也是在同样的意义上用「言必信」这个说法的：我国要制裁相关美国企业，这件事不需要别国配合，也不是向别国做的任何承诺，纯粹是我们自己对自己未来行动的宣言。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必」字。「必」使得「言」成为了对于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只要说过的，100% 都要做；去做的，100% 要做成。显然，这已经不再关乎是否讲信用的问题，而变成了「人的行动取决于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而不是取决于别的原则」。
这样一来，就很容易理解孔子对「言必信、行必果」的批评。孔子的答语层次很清晰，「行己有耻」的人修养最高，在外交场合能达成对国家的职责；次等的人在国家层面上大概没什么贡献，但至少在宗族和本地尽到了责任，被称赞为「孝弟」；第三等人做事既不从对国家的意义，也不从对地方社会或家族的意义思考，关注的是自己是不是言必信行必果，就算自己过去的言论不正确、想做的事不该做，也非要把它做了。这大概是为什么孔子说这是「小人」的原因吧。
那么与小人相反的「大人」该怎样做呢？孟子说得很明白：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离娄下》
也许你会说，我们就不要去强调言必信行必果就算了，怎么还把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人说成「大人」？前后不一、出尔反尔，一听就是水平不高的人的作为，孟子这样说，未免夸张了吧？
让我们想象一位领导者 L，ta 承诺了要去做一件事，但后来发现它是不道德的，便「食言」不去做了；或者这件事本来已经开始推行，后来因为许多人反对，发现这件事实际上不该做，便「出尔反尔」，把这件事撤回不做。这样的食言和出尔反尔，确实会损害 L 本人的声誉，使公众和上级意识到她的缺点——毕竟撤回证明了一开始决策的错误，证明了她能力的不足——但即便如此也要撤回，这是君子应该做出的选择。这时候，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就是放下个人毁誉，真正从共同体利益去考虑的表现。虽然社会对她个人的能力评价因此而变差，但孟子想说的是，我们对她道德水平的评价却应该提高，因为在这种情境下能做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恰恰是伟大的。「言不必信」与「言而有信」因此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层次、不同情境的道德准则。通常来说，一旦做出承诺，应该言而有信；但在所言、所行可能不符合「义」的时候，则应该将前一条道德准则降到较低的位阶，这就是「言不必信」。
显然，把「言必信行必果」写进各种新《三字经》是当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误读。伟大的人从来都从一件事是否符合「义」来思考（在别的文段中，孔子、孟子也强调从「仁」去思考），而不要去关注是不是符合自己以前说过的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没有说错话过？虽然强调「言必信、行必果」可以督促我们说话更加谨慎，只说我们能做到的话（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人们放弃对于想象、对于可能性的讨论），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都不可能避免说错话，因此孔子孟子都更重视改正的可能性，而不是强求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错误。
另外，「言必信、行必果」还出现在《墨子·兼爱下》。在那里，墨子假想了一个信奉「别」主义（只爱自己家、自己人）的士，和一个信奉「兼」主义（互利互爱，把朋友的家人当作自己的家人）的士。若他们两人同样都「言必信、行必果」，当我们要远行异乡、生死未卜时，会把自己的家人子女托付给那一位朋友呢？显然是托付给那个会把你的家人当自己家人的朋友。同样，有一位信奉「别」主义的君王，另一位是奉行「兼」主义的君王，当你成了难民的时候，你会投奔哪一位的国家呢？显然会去找后者。
有趣的是，《墨子》特别点出了许多人的言行不一：这些投奔「兼君」的人，很可能就是平时嘴巴上高喊「别」主义的人（在今天，他们也许会高呼对难民关上国门修筑高墙）呢！不过对于本文的目的来说，要关注的就是：在这里，言必信行必果同样不是《墨子》所提倡的道德品质，而是他所推崇的「兼」者和他所批评的「别」者都可以具有的特质。
那么，在中国思想中，以正面称赞意义使用「言必信，行必果」的到底是谁呢？也许是司马迁，但他用这句话描写的，乃是「游侠」群体。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史记·游侠列传》
如果说「中国人一向讲求言必信、行必果」，唯一的可能是发言人把「不轨于正义」的游侠看成了全体中国人的代表，而认为孔子、孟子、墨子都不是真正的中国思想吧。司马迁本人为何赞赏游侠，是许多文章中已经讨论过的问题，这里不拟讨论。但发言人理直气壮地把孔子孟子明确反对过的说法戴在「中国人一向」头上，媒体再一阵兴奋地记下来（并且记错了一个重要的字）发表，让我不禁想问一个问题：
也许有一天，我们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强大到可以战胜美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可是今天的我们，或者那一天的我们，还是中国人吗？一群完全不懂中国文化、不按中华传统做事的人所统治的、构成的国家，可以叫做中国吗？如果我们的祖国都已经不是中国，那么到时候实现了统一的到底是什么国家呢？「强国」？
我不是个吹毛求疵的人，我并不是想用一个字、一句话的误用去说明我们已经不再是中国人。我只是想用这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帮助大家看到背后更大的问题。对于被中国人奉为精神导师的孔子、孟子来说，如果我们有一天强大到能用武力实现统一，他们会为我们鼓掌喝彩吗？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也许是：是，因为中华民族历来都追求国家统一。只要是我们的地方，我们就要拿回来。只要「主权」（这是一个伴随着帝国主义传来的西方概念）属于我们，我们就要统治。
但是对孟子来说，当齐国伐燕并迅速获胜，宣王问孟子要不要吞并燕的时候，孟子只给出了一个判断标准：
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 则勿取。
注意，这里孟子是不管齐国的民悦不悦的，只看燕民悦不悦。如果你问，怎样能让别人「悦」呢？每当君王问孟子自己能不能统一天下，孟子总是告诉他：先发挥「仁」的精神，把自己已经统治的人照顾好。若你已经统治的地方本身就矛盾重重，还想着要统治更多人，犹如缘木而求鱼。当自己已经统治的人有很高的幸福感时，别人自然也想被你统治。这就是所谓的「仁者无敌」。「统一」，说到底不是国家有多强大的问题，而是内部政治是否清明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人，还能否体会两千多年前中国思想家的智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