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公园里的结冰湖面上的狗去年，理想国出了顾湘的最新散文集《赵桥村》。12月，她年轻时（听起来她多老似的）留学俄国笔记全新修订版《在俄国》上架。
“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看的是顾湘写那些有意思的俄国人—老奶奶、醉鬼、教新闻史的老师……仿佛重温舒克申笔下的小人物—这才算给了我证明：原来俄国人真是这样古怪得有趣、有趣得可爱，从前在翻译作品中看到的都是真事。有时她用力写，虽说也好，却似乎有些克制不住，笔触变得晦涩、黏稠。当她随口说些身边的人事，简单是简单，但生动、细致和情趣，同样一点也不缺少。
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恰有点像好几年前她的《点击1999》，她用轻快的对话段落、精致的景物描写，以及时不时出现的大段抒情，编织起一张很好看的网，你正好能够坐在这张网上，通过她的眼睛去看看她看到的世界。之所以我总说她写得好，是因为她写作不为了解说自己，但始终坦率诚实，让人饶有兴致地看到这个顾湘，以及顾湘的这个俄国—因为她信笔写来，所以线索如此错综，情绪又变幻不定，不过变幻莫测—这也正是她最大的动人之处。我也从不讳言：既是我正好不具备她的这种特质，我就理所当然，对此尤为倾倒。” (许佳)
“现在再看，二十多岁还是十分年轻，太多情绪、太多闪念、太爱形容，自己想写的，满是任性的闲言碎语，有些简直诘屈聱牙，而写起专栏来又学了点儿油滑—实在看不过去的，我这次就删了。但也没有全都删改，因为如果全删改了，就不是当时的我了。年轻时就是那样的呀，心思活络、情绪饱满、精力旺盛、躁动不安、敏感，心总是鼓涨着，像被风一推就走的帆，像随随便便就漫溢出来的潭水。而且，年轻人是真的很忧伤的呀，你没有钱，前途未卜，又满怀梦想，年轻人怎么可能不忧伤呢？” （顾湘）
书中，有趣、古怪、好玩的故事多，理想君恨不得都选录，分享给大家。
新年第一天新年第一天下午一点多，城里寂静无比，可能都在睡觉。我到朋友家吃饭，坐地铁。一个年轻男孩跟着我下地铁，不住看我，我十分警惕，脚步迟疑，躲躲闪闪，因为我满脑子都是流氓。出地铁站时他终于向我过来了，非要结识不可。这种在街上遇到说“姑娘，让我们认识认识吧”的事儿在俄国不算奇怪的做法，我碰到过几回，大都是笑嘻嘻的。但眼下这个泪汪汪的，看得我发愣，我一愣就把名字告诉他了，一边注意闻了闻有没有酒气，闻不出来。
莫斯科，地铁大学站附近的市场他激动地说了起来：他的姓名，二十二岁，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主妇，家庭住址，出示护照，如果我愿意立即可以带我去见他们，或跟我去我正要去的朋友家，或者去结婚，请我千万不要留下他一个人，绝不能看我就这么走了，“莫斯科是个这么大这么大的城市，跑了就再也找不到了，你难道不知道吗？”又信誓旦旦：不吸烟，不喝酒，努力工作，要什么都会努力给我找来，今后留在莫斯科，或去中国，或去天涯海角，随我的便，他都跟随。“这是新年啊，我找到你了，就是你了。”总而言之，他说他对我一见钟情，就想结婚。
我的手揣在兜里抓着钱包，心想你不要用美男计趁机偷走，我被偷过好几次钱了，有一次在肯德基排队的时候都被人摸走了大衣口袋里的钱包，轮到我点餐付钱时才发现。又想着大师遇见玛格丽特也是这么突然，“平地冒出来个杀人凶手似的……天雷的轰击，芬兰短刀的猛刺，就是这样的遽然到来的”。见鬼了，我根本不信，再说也要我也感到一见钟情才行吧。我既不信，又觉得很逗；又觉得如果是真的，我又觉得很逗，就很悲凉；又觉得我这么冷血，说什么都是白搭；又觉得在这么个冰冷冰冷的地方，冷血也是不由得我的啊。
莫斯科动物园里的小孩我跟他在街上纠缠了四十多分钟，因为我既不想让他跟着我，又不会对他真的发脾气，我也从来不会对人发脾气，街上行人走过，也许认为是闹别扭的情侣。后来他突然抱我，我忍不住大叫了一声流氓，其实我也不会别的词，他立刻松了手，我掉头就走，他在我身后哭了起来。
后来我自己走着，也哭了起来。
办公室的故事
莫斯科办公室的门大都厚且沉重，厚皮裹铁骨，一关上便关得严严实实，不漏一丝风声，很叫在外苦候的人浮想联翩，或香艳绮丽的桃红色、或沉沉静静的绿色、或凶险叵测的黑色，门关上时的办公室是怎样的洞天福地，我并不知道，只知道要去办公室要做好充分打持久战的准备，意志要坚定，精神要乐观。
如果去到一个办公室门口，通常会遇到也对此间办公室有所求的人，即使随随便便地东一个西一个站着，看不见队列，但也是有队列的，你要问：“谁是最后一个？”然后有人应声，你们互相认一下，你也可以找个比较舒服的位置等着，等下一个人来问谁是最后一个，你要出来认一下。人不多、随便站时，和人无比多、拥挤到等候的人塞满走廊时，这样做都格外重要。如果有人实在等不下去打算放弃当天的等待，会把后面的人托付给前面的人，“—你就跟着他了—交给你了。”那两个人互相确认了，“你放心走吧。”但是有些俄国姑娘不爱守规矩，喜欢插队，这是长久以来被宠坏的。排队排上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可以指望跟人攀谈打发时间，也要带着书，以免别人都拿着一本书看无法攀谈，最好多带几本，免得一本看完了还没排到，还可以分给其他忘记带书的人。办公室里的人会准时出去喝茶，即使走廊上站满了人，她们也会当着大家的面把门一关，翩然离去，过十五二十分钟再回来，大家也泰然处之，专心看书，人到点喝茶是天经地义的，但要办事的人没有这个资格。
莫斯科郊外的树林排几个小时的队进到办公室，却很容易三言两语一分钟不到就被打发出来，可能有几种情况：1. 材料不全，步骤不对；2. 无理由被拒绝；3. 办好了。遇到第一种情况，就要去别的办公室再排；遇到第二种情况，就要重排此间；第三种情况，通常同情况一，因为敲好一个办公室的章并不是终点，只是曲折长途上的一小步前进。我们通常说的一件事，总被拆散成许多细小的环节，分配到许多间相应的办公室负责处理，各个办公室办的事务十分细致，有条不紊，绝不越权。所以要找办公室干点什么就要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地跑，完成了以后似乎很有成就感，但想想又很惘然。
杨丽琪
十年前我到莫斯科去上学，认识了一些人，印象最深、这些年最常想起的是杨丽琪，最初想不到会这样。
杨丽琪高中刚毕业，圆脸，童花头，眼睛小，戴眼镜，一点也不好看，穿衣打扮土里土气的，又很爱自以为是地发表各种傻乎乎的见解，说话的时候挑着下巴、眯着眼睛，透出一股鄙俗气息。
老周和我都瞧不起她，会取笑她，有时当她的面，她也不曾察觉，我们就更觉得她傻了。不用说出来，我们觉得自己无论什么都比她好太多了，想也没想过有什么好比的。
上学路上的有轨电车老周是我的室友，二十岁。那时我们都喜欢一个叫马磊的人。说起马磊，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普通，无非是我们周围男孩里相比之下长得最端正的，所以要说喜欢，也没多喜欢，大抵就是年轻时乐于参与的一门消遣。那时很空闲，我和老周都表现出了不少的热心，但也羞于说穿，心照不宣，每天跟马磊以及别的住一块儿的同学一起弄晚饭，或去附近逛逛，玩玩雪，或晚上坐一屋聊天讲故事，等等。杨丽琪也老跟着我们，她直露地爱着马磊。我和老周时不时拿这件事打趣儿，马磊总露出嫌厌和老不情愿的笑容。有天晚上老周已经睡觉了，马磊来敲门借油，说饿了想摊饼吃，我就溜出门去，在厅里和马磊和面，用电炉子摊了一些饼，怕吵醒老周，轻手轻脚的，说笑也轻轻的，但我觉得她已经醒了。第二天她酸溜溜地揶揄我说了句：“昨天开心了吧？”我就很不好意思，好像搞小动作占了什么便宜一样。
一天，马磊跟我们说上去别人那儿住，第二天也没回来，杨丽琪也来问我们马磊去哪儿了。第三天我们就坐车去找马磊，窜各个宿舍区也是很平常的事，不算特别跑一趟。马磊感觉有点奇怪，后来就跟我们坦白了，说是前天夜里杨丽琪去敲他的门，然后硬是坐在他床上不走，再然后就把他给办了，于是他又羞又愧又恼，这就逃了出来，不敢回去。我和老周都很震惊，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更没想到杨丽琪这样看上去年幼无知、呆头呆脑、不懂风情的人竟然干得出这么厉害的事，她实在不像深藏不露的风月老手，还不如说她只是凭直觉和本能采取的行动更可信一点。我们两个长吁短叹不已，煞费苦心张罗了半天原来全是小儿科，比不上人家一个简单直接。好在我们也不爱马磊。
苏兹达尔的女孩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要出城去玩，杨丽琪要跟我去，我们就一起去了。在一个偏僻小城的火车站，过来一个俄国男人，问能不能看看我们的票，我就让他看了，不料被他拿过去不还给我们，让我们再拿钱给他，我当时就愣住了，看了看周围没有警察也没什么人，脑子里还飞快地盘算了一下要怎么办、如何与他讨价还价之类的事。这时杨丽琪突然就扑到那人身上，抱着他的胳膊，见我还愣着，对我大喊：“快抢！”喊了几声，我才回过神来，从被她紧紧缠住的人手里把我们的票抽回来，即使在那时，我也是犹疑和羞怯的，不太果敢。事后我为我自己感到羞愧，因为像那样的时刻我仍然受制于所谓体面、斯文、礼貌、思虑等等的事情，显得不切实际又可笑，而头脑简单的人有他们的勇敢，且行之有效，她什么也没想，她就直接去干。比起粗俗，我软弱无能。
一年预科毕业之后我与杨丽琪再无联系。
在我至今还软弱无能地生存着的这个世界上的另一处，杨丽琪无论如何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吧。
2011年
写在后面
二〇〇一年到二〇〇四年，我在莫斯科度过了三年时间，写了前面的那些字。现在这本书的名字是我原来就想叫的名字，但是上一个编辑认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太呆板，而我真的不大爱管事情—我只在乎我写的时候不要管我怎么写、要写什么，写完以后有点任人处置——所以这本书的上一个版本是那样的。
这些文章的第一部分是自己想写就写的，有些发表在《萌芽》上。第二部分是为《东方早报》写的专栏。现在再看，二十多岁还是十分年轻，太多情绪、太多闪念、太爱形容，自己想写的，满是任性的闲言碎语，有些简直诘屈聱牙，而写起专栏来又学了点儿油滑——实在看不过去的，我这次就删了。但也没有全都删改，因为如果全删改了，就不是当时的我了。年轻时就是那样的呀，心思活络、情绪饱满、精力旺盛、躁动不安、敏感，心总是鼓涨着，像被风一推就走的帆，像随随便便就漫溢出来的潭水。而且，年轻人是真的很忧伤的呀，你没有钱，前途未卜，又满怀梦想，年轻人怎么可能不忧伤呢？
左上：流经莫斯科的莫斯科河左下：圣彼得堡，涅瓦河边右：奥里洪岛上过去这么多年，我仍然记得我们在不知道是什么时间的半明半暗的光线里、昏昏蒙蒙的林间雪地上玩耍，记得在无比明亮的阳光下拍了很多照片，结果照片上却灰灰暗暗一片、失去了颜色。真是美好难忘。
那是一个没有智能手机、地图导航的年代，俄罗斯的互联网还不如中国发达，我在莫斯科的第一年只能去网吧上一会儿网，我出门玩，没有订过酒店（我想，即使那时有能够通过网络预定的旅店，也都是我负担不起的地方吧），有时连地图也没有,有时也遇不到可以问路的人。像圣彼得堡那样的旅游城市，想出租家里空房间的人在火车站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房间”，而在没有多少旅行者的小城市，也有人愿意让路上的异乡客在自己家里借宿一晚来赚一些钱。我走到哪儿算哪儿，买单程票，没有订房间，在临时找到的什么地方度过夜晚，感到累了就回去。
在后来的好些年里，我都是这样出门的。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时常会跟陌生人走，上陌生人的车，但没碰到过什么特别坏的人。有一次我从南宁一直往西，坐汽车到龙邦口岸，从那里步行进了越南，先是到茶陵，再去一个叫广源的地方（北宋时的广源州），路上我上了一个年轻的土方车司机往山里面开的车，吃了他款待的黄瓜蘸鸡精，后来还跟一个汽车站碰到的高平大叔回家—我当时也有点犹豫—结果证明他和他全家一大家子人都是真正的好人—吃到了很难有机会再吃到的特别丰盛美味的越南家宴。看看今天，互联网已经遍及世界角角落落，人和人之间却好像加深了隔阂，变得封闭了，是吗？我不想看见那样的未来。
那时我们彼此之间还写信，既写电子邮件，也写放在信封里寄出去的信。那时我们的电子邮件还写得很长，像以前的信一样，我还会把在宿舍里用笔记本电脑写好的信存在磁盘里，带着磁盘，坐几站电车，到网吧去发邮件，就像出门寄一封信一样。我记得三儿在来俄罗斯之前去了额尔济纳，他在给我的邮件里描述了额尔济纳的落日，语言远比图像更为动人，后来所有社交媒体上的任何照片都没有像那时一样唤起我对对方身处遥远的孤独和壮丽中的感同身受和一点儿感动。（后来，三儿没有去当艺术家，而是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我觉得这样很好。）
顾湘那时也不像现在大家都随身带着可以拍照的手机，没有随时拍照的可能和习惯。去俄罗斯时我爸爸给了我他的尼康F601，结果没多久就被偷了，后来我就一直用一个便宜的傻瓜相机。那些照片和底片放到今天，因为在不同地方冲印，有的有点变色，有的鲜明如昨，它们之间竟也拉开了时间的差距。在最后一段时间，用别人的数码相机拍过照，它们全都不见了，硬盘坏掉，网站关闭，了无痕迹。而我的心像胶卷一样，存留了最多的影像。
上一版的后记也是在五月写的，整整十六年前，里面说，“对世界怀着爱和无穷无尽的想要探索的兴趣”，很高兴十六年过去，我还是这样，怀着爱和探索的兴趣。那篇后记最后又说：这一秒钟我觉得，要是每本书的后记都变成一个历险记的开头，那多有趣。现在我也这样想。
2020年5月24日
注：本文配图来自顾湘《在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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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片，即可购买21世纪初，顾湘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攻读新闻系硕士学位，本书记录的便是她在俄罗斯的三年留学生活。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循时间记述秋季的课业、冬季的阅读或夏季夜晚的湖泊，存在于电子邮件和网络聊天室的朋友们，乃至坐火车、搬宿舍、遭贼、打工、恋爱、光头党肆虐，部分篇目曾发表于《萌芽》；第二部分是为《东方早报》写的专栏，风格陡变，转为一帧帧工业绘图风格的速写，仿佛不带情感的新闻播报员，为我们带来有关过去的讯息。
这部写作于十六年前的作品，曾在2005年以《东香纪》为题出版，绝版已久。此次全文由作者重新修订，加入新文章三篇，图文经重新编排。强烈的时代印记，清贫的留学生活，以至各种孤独、危险、无聊的境况，都被顾湘以坦诚、不遮掩的笔法一一记录下来。
?宿舍、酒吧、旅馆、长途夜车、爱情……